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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藏经洞经卷正式被中国政府接管是在被发现9年后，京城学者尤其是罗振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彼时，敦煌藏经洞的大部分精华已分别被斯坦因和伯希和攫取到手，运往伦敦和巴黎。

罗振玉第一次在伯希和处看到“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木刻本古书”时，心情尤为复杂，喜的是，尚能从伯希和处影印和传抄部分敦煌资料；恨的是，大部分精华均被伯希和运回法国。当他听说敦煌石室仍存有以佛经为主的8000件卷轴时，真是“惊喜欲狂，如在梦寐”。

为免余经被他人所得，罗振玉利用其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身份，当即请学部发电报致陕甘总督毛庆蕃，托他将剩余卷子全部购送学部。考虑到甘肃贫穷的经济情况，为筹措经费，罗振玉又找到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，建议由大学堂出钱购买。刘廷琛以“无此款”推托，罗振玉只好向学部承诺“若大学无款，可由农科节省经费来购，不然，可将我个人俸给（当时罗振玉每月仅领得半薪40元）全部捐出”。学部终于8月20日致电甘肃：“行陕甘总督，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，解部。并造像古碑，勿令外人购买。”

一个月后，甘肃方面发回消息，已按要求购得余经，花费3000元。这比学部想象中的金额少了许多，学部决定留住这些敦煌文书，主动承担了运送经卷回京的工作。从敦煌到北京，觊觎藏经洞宝藏的大有人在，政府要求运送回京的行为又进一步证实了敦煌卷子的价值。路途中，地方官绅、军民盗取敦煌残卷的事件时常发生。1910年11月，这批敦煌经卷由学部转交给京师图书馆（现中国国家图书馆），共18箱。中途流失了多少？不得而知。为防再次被盗和丢失，1911年，佛学家李翊灼应京师图书馆之邀，对比较完整的经卷，按千字文的顺序，以字编号，并对其中2000多号经卷做了比较详细的著录。1912年，《敦煌石室经卷总目》编撰完成，中国国家图书馆因此成为敦煌文献四大收藏机构之一。

1931年，集数年编纂、众人之力而成的《敦煌劫余录》问世，陈寅恪在序言中所题“敦煌者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”不仅呼唤和激发了国人?；ざ鼗臀奈锏囊馐叮蚕蛉澜绱锪酥泄姆吲氩宦?。
 

收归国有，迎来新时代

1941年中秋节，敦煌莫高窟突然迎来了当时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。正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陪同其参观。两位相差20岁的“大胡子”走过藏经洞和第285窟（华尔纳曾想将该窟壁画全都剥走），面对优美异常、无与伦比的壁画、彩像及无人管理、修缮，日渐荒凉的莫高窟现状，他们既兴奋又焦虑。

当晚，张大千与于右任就莫高窟的价值与?；の侍馓致凵鹾ā?/span>张大千建议国家将莫高窟收归国有，建立相关机构管理、保护、搜集、整理、发掘、研究和宣扬敦煌文物艺术。于右任提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，聘请张大千为院长，可一向闲散惯了的张大千极力推托院长一职，两人对成立敦煌艺术学院倒是达成共识。

敦煌一行结束后，于右任沿河西走廊继续考察，沿途演讲内容大多与敦煌有关。在兰州的欢迎会上，于右任说：“敦煌壁画的笔力、笔势真是优美异常，无与伦比，它是东方民族遗留下来的瑰宝，实在有大力研究、妥善保存的必要。”他的多次呼吁在新闻界产生了很大反响。有了受众及舆论的支持，于右任回到重庆后当即向国民政府呈交正式提案，提议“设立敦煌艺术学院，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……”。

这一提议不久获得通过，但教育部因体制等原因，不便设立学院，而改设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，由时任教育部美术研究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主要负责筹备工作。

1944年2月，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，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，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到来。从此，常书鸿将其一生都奉献给敦煌艺术研究?；さ裙ぷ?，被人们称作“敦煌的守护神”。
 

76年前的“敦煌热”

在于右任的提议下，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来到敦煌莫高窟进行考察和临摹，获得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。考察团四人王子云、卢善群、雷震、邹道龙均受过中国与西方高等美术教育。与张大千力图恢复原有壁画“匠气”和“火气”不同，他们以如实再现壁画现存陈旧色彩和残破原貌为临摹原则，注重对象的客观现实性，为通过图像进行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翔实的形象资料，再现了20世纪40年代初敦煌壁画的现状。

1943年1月，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重庆沙坪坝举办了第一次敦煌艺术展览，场面火爆。开始只设一间展室，后因参观者太多导致展览无法正常进行，教育部又决定在中央图书馆单独展览一星期，共计3万人参观。据《大公报》报道，“观众自早至晚，拥挤异常，六朝绘画陈列室内，观者对我国古代艺术作风气魄之伟大无不惊奇。”

一年后，在重庆举行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将“敦煌热”推向高潮。门票虽然高达50元法币一张，但售票处常排长龙，有时竟长达一里多。后来成为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当时27岁，还在国立艺专求学。他第一天去看壁画展没买到票，第二天专门起了个早跑去买票才得以看成。“有人说我是看了那次画展后才被吸引到敦煌来的，事情的确是这样。”段文杰后来回忆道。